这位英国女摄影师想将八位孩子带离亚洲最大的红灯区,然而……

这位英国女摄影师想将八位孩子带离亚洲最大的红灯区,然而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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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哪怕生命中只有那么一丝光亮,也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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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娜·布里斯克(Zana Briski1966年生于伦敦,她10岁时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,拿到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后,她来到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,开始学习、研究纪实摄影。

 

泽娜的第一个职业巅峰是在2005年,在那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,她的作品赢得最佳纪录片奖,她以制作人的身份,从颁奖嘉宾莱昂纳多手中接过了闪亮的小金人。




这部名为《生于妓院》的纪录片,是泽娜深入亚洲最大的红灯区,在此生活了3年制作而成的纪录片。这是一部以妓院里的孩子们为主角,向红灯区妇孺致敬的纪录片。


是的,致敬,我们习惯了对红灯区的偏见、批判,却不知道这里还有无数的孩子们,他们生活在贫穷、暴力和绝望之中,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一丝希望之光来点亮未来


而这部获奖纪录片,无形之中也成为泽娜个人的儿童救助社会试验的关键一部分,而这个历时七年的救助试验,其结果令人唏嘘……




1998年,泽娜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区——索纳加奇,作为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之一,这里有着庞大的特殊女性群体。当时,泽娜想要用镜头记录这里的生活,向世人展示这个喧嚣、热闹,却充满颓靡、绝望的荒凉世界。




然而,当泽娜走进索纳加奇,首先让她感到惊讶的是,这里的孩子不比大人少,这些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们,整天在巷子里、楼房里嬉戏、玩耍。




想拍红灯区是困难的。这里不仅充斥着妓女、嫖客,还有吸毒、抢劫、暴力等事件,每件事情都是阴暗的、违法的,每个人都对泽娜这样的闯入者,对镜头充满警惕。然而,孩子们却热情、友好地围上来,对陌生的泽娜和相机充满了好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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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纳加奇的孩子们,让泽娜想到了一个主意,2000年,她带着20多部相机再次来到索纳加奇。她住进了红灯区,与妓女和孩子们为邻。泽娜想要教会孩子们使用相机,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,用镜头记录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


她挑选了8个10岁左右的孩子:宝贝、小奇拉、琪琪、阿吉、塔塔、酷哥、麻吉和小妮,发给他们每人一台相机。教他们取景、构图、按快门等。



(从左到右:宝贝、小奇拉、琪琪、阿吉、塔塔、酷哥、麻吉和小妮)


在破旧、拥挤的索纳加奇,在阴暗、逼仄的简易楼房里,垃圾遍地,老鼠横行,粗鲁的嫖客吐着脏话,醉酒的男人大吵大闹,涂着脂粉的女人们麻木地站在门口,期待着下一桩生意。

 

当孩子们拿起相机,他们的眼中有哀伤,也有温暖。

 


(酷哥作品)


慵懒的小猫,脏乱的街巷, 嬉戏的小伙伴们,自己将要洗刷的碗筷,黄昏时天边的一抹余晖……


索纳加奇日常生活的一切,都被他们收入镜头。



(阿吉作品)


他们也会因为到处拍照被人呵斥,一向安静的塔塔说:“我不在乎,如果想好好学,就得忍耐,日子总是痛苦、难过的。” 塔塔总是这么懂事,当她被妈妈骂的时候,她说:“我不在乎,妈妈就是妈妈,我知道她是做什么的,想到这些我就伤心。我长大了,妈妈就变老了,她以后要是没了,我就要照顾小妹。” 11岁的塔塔不仅要靠做衣服为自己讨生活,还要帮妈妈照顾小妹。



 (塔塔作品:落日)


在这里,感到痛苦、难过的又何止塔塔。



(
小奇拉(左)和她的作品)


失去了父母的小奇拉格外地沉默,她和姨妈生活在一起,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。她渴望长大,因为不想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压抑生活;她又害怕长大,因为姨妈在等着她变成摇钱树



(
泽娜在教孩子们拍照)


阿吉失去了母亲,父亲是瘾君子。母亲曾告诉他:你不得不住在这里,但是你必须走出去,远离这里的世界。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:“在我的生活里,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东西。”



(
阿吉和他的作品)


琪琪的妈妈精神出了问题,父亲要卖掉她,在姐姐的帮助下,她逃出来和祖母相依为命。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,帮邻居拖地、洗碗、买夜宵等以补贴家用,她害怕以后像周围的女人们一样。




这些生活在红灯区的孩子们,最先懂得的就是生活的无奈和残酷,最早学会的就是顽强地活着。他们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敏感,苦难,让他们过早地成熟,但在命运的深渊里,他们又显得那么的无力。他们会对贫穷、颓废和痛苦渐渐习惯,直到麻木。




3


在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里,小女孩马蒂尔德曾问:“人生总是这么艰难吗?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?” “总是如此。”里昂的回答干脆、利落。可是,也有伟大的艺术家王尔德在书中写道:“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,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”

 



在糜烂、绝望的索纳加奇,孩子们像野草一般生长,但他们的心中也有梦想。

 


(宝贝作品)


阿吉喜欢画画:“画画可以表达我心中的感觉,我把灵魂放进颜色里。” 当他通过相机打开了另一个世界,他羞涩地说:“我以前想当医生,现在想做艺术家。”




琪琪说,来我们这楼里的男人都很坏。她能想到几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,她渴望离开这里,去读书。 



(琪琪和她的作品)


他们也有微妙的情感,酷哥说:“我想带宝贝离开这里,否则,她长大后一定会去站街。”




酷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,宝贝的曾外祖母、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妓女,她是妈妈和一位老顾客的私生子,她的家庭相对富足,她不需要打零工,有漂亮的衣服,她是自信、欢快的小精灵。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她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 



(麻吉(左)和
麻吉镜头下的宝贝(右))


在印度,有超过300万女性性工作者,其中34%是在18岁之前进入这个行业的。有的女孩因为贫穷被家人卖到这里,更多的女孩则生于妓院、长于妓院,年少为妓直到年老。




妈妈们接客的时候,孩子们就到楼顶去玩,或者, 用一张帘子遮挡所有的尴尬和不堪。




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打闹和辱骂,她们常用“婊子”、“贱货”等来辱骂对方,甚至辱骂孩子,以此发泄心中对自我的悲愤和无力感。



每天置身这样的闹剧中,孩子们的眼里已看不到恐惧,只有深深的悲哀和无奈。比历经坎坷更悲哀的是,他们知道命运早已注定。




4

 

随着对孩子们了解与感情的加深,泽娜越来越想要帮他们离开红灯区,逃离这既定的受诅咒的命运。“不受教育,她们就绝对没有机会。”她看到一个女孩11岁就被迫结婚,一个女孩14岁就被迫卖淫。对于红灯区的犯罪问题,孩子们的人权问题,印度社会和政府心知肚明,但却长期置若罔闻

 

但没有人愿意沾上红灯区的孩子们,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们。外面那充满歧视和敌意的世界,让他们自卑和畏惧。



(
摄影课上的纯真笑脸)


泽娜带孩子们去游玩,教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去募款,帮他们在印度、美国开办展览,拍卖摄影作品。而最重要的,则是寻找红灯区之外的学校,只有进入正常的寄宿学校,才能让他们远离那个环境。




泽娜誓不罢休,她带孩子们去体检,办理各种人口证明,去一所所学校软磨硬泡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2002年,在摄影项目完成之时,孩子们也终于进入一所基金会学校学习。

 

5


2004年,泽娜又回到了印度。她把在索纳加奇的所见所闻,以及和孩子们相处、合作的片段,制作成了纪录片《生于妓院》,依托这部震惊世界的电影,她的图书和摄影作品赚了约10万美元,她想用这笔钱继续帮助孩子们读书。

 

令泽娜没想的事,当初她亲自送到学校的8个孩子,已经有5个离开了。得不到家人的持续支持,同学们的歧视,吃力的学习,都能轻易击垮他们的自信和希望。

 


(
长大的孩子们)


2005年2月,孩子们飞到了洛杉矶,作为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《生于妓院》的小主角,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荣耀。


泽娜希望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到美国读书,彻底摆脱索纳加奇的环境和影响。


但是宝贝回去后再也没能到美国来。作为独生女,她是妈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依靠,泽娜甚至拿出一些钱给宝贝的妈妈,希望孩子能获得自由。

 

但不久后,16岁的宝贝成为索纳加奇的名妓。母亲渐渐年老,作为家族第四代妓女,宝贝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。因为奥斯卡大奖女主角的光环,宝贝成为红灯区的稀有资源,她一入行就生意好、身价高。




对此,泽娜非常难过:“我就是怕这个,怕我无能为力,连让他们受教育,都无法改变什么,可是不帮他们,他们就完了。” 还好,她的希望没有全部变成失望。

 

阿吉在2005年来到美国,并获得全额奖学金读高中。2008年,他进入纽约大学主修电影专业。知道机会来之不易,阿吉非常努力,他一边刻苦学习,一边打工挣钱。毕业后,他曾作为导演助理在好莱坞工作,现在,他是生活在纽约的电影摄影师。



(
泽娜和阿吉、琪琪)


和阿吉一样,琪琪也很珍惜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机会,她后来也在泽娜的帮助下,来到美国读书。


6


在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,安迪说: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。习惯了在黑暗中行走,我们也许会失望,会怀疑,甚至觉得一切天注定。但希望,终归是美好的,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丝光亮,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




而泽娜给孩子们带来了这一丝光亮:“我相信摄影是激发孩子们的想像力,并帮助他们建立自我的有效工具。我们相信艺术改变生活的力量。”



(
小妮和她的作品)


虽然有的孩子没能坚持读书,但他们心中已经唤醒了对自由的渴望:塔塔失去了联系,因为她逃离了索纳加奇;小奇拉也逃离了姨妈,逃离了红灯区;小妮和麻吉姐弟二人也离开了红灯区,麻吉对泽娜心怀感恩:“如果没有泽娜阿姨支援我们,我们也走不了。我可能会被卷入暴力、酒精和毒品的漩涡。”




泽娜曾试图“拯救”宝贝,但那份收入让她自己也难以离开。她租住了索纳加奇最昂贵的房子,有了笔记本电脑、手机和存款。“看得出泽娜阿姨十分失望,我也不想这样,但这个行业养活了我,让我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。”宝贝年少时那灿烂的笑容和光彩,已被黯然、呆滞的眼神所代替。

 



索纳加奇依然是世界闻名的红灯区,无数女孩终将和她们的母亲一样:站街、接客,男孩则会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:喝酒、吸毒、打女人。他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身,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,甚至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,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

 

人生总是如此艰难,因为希望,它又是美好的。可是,对于那些已经习惯、乃至对痛苦麻木的人来说,希望是毫无意义的,甚至是令人恐惧的。



(
泽娜)


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的布鲁克斯,当在监狱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获得自由时,他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,他选择了自杀。就像索纳加奇的一些人们,他们早已成为红灯区的“囚犯”,不知道离开这里该怎么活下去。生而为妓,是她们熟悉的、甚至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。

 

当阿吉展现出摄影天赋,被邀请前往阿姆斯特丹,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展览时,他坐在出租车上对司机说:“开慢一点,要不然出了什么事,我就不能实现我的梦想了。”


当一个人拥有了梦想、希望,想要飞出去的时候,他才会格外珍惜自己的羽翼,珍惜机会。 

 


(
索纳加奇)


 奥斯卡最佳纪录片《生于妓院》(61分钟)


  
(编辑:圈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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